内容提要：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不断强化联盟外交，重新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构建多圈层印太联盟体系，推动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之间加强互动。联盟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印太战略》以及对华、对俄战略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美国视为战略资产、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战胜竞争对手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依靠力量。然而，美国的联盟战略始终面临来自美国自身和联盟体系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和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应该高度关注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并且日益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现实，在保持中俄美三角战略稳定的基础上，着力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欧洲和印太盟友之间的关系，防止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或出现“反华联盟”。

    关键词：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联盟外交；印太；北约

    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回顾过去两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可以发现，重振联盟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的联盟体系曾遭受明显冲击，拜登上台后重归美国传统战略认知，迅速修复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对地区联盟结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美国强化地区联盟间互动、大力推动欧洲与印太地区盟友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尤为引人注目。拜登政府积极强化联盟外交，既是为了动员盟友合力应对当前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全球性问题，也是为了集体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所谓“挑战”和“威胁”。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面临诸多困境，但短期内总体上仍然保持强化之势，给欧洲和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分裂、对抗乃至冲突的风险。如何化解美国联盟外交带来的外部压力对中国提出了挑战。

    一、美国对其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的调整

    2021年前后，拜登在竞选和就任美国总统期间，多次明确提出要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与世界重新接触。上任两周内，拜登先后与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亲密盟国和组织的领导人通话，表明美国重视盟友的态度。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首次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盟友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向全世界宣告“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在此后两年里，美国不仅努力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还在印太地区构建了多圈层的联盟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以北约为首的欧洲盟友与其印太盟友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美国地区联盟体系内及体系间的互动出现一系列新动向。

    （一）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一度遭遇危机。拜登上任后，美国不仅重申对北约的承诺，加强与欧盟的沟通，还密切了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盟友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战略协调。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欧之间的安全与经济政策协调进一步提速升级。

    2021年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宣称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实现21世纪所有希望目标的基石，号召美欧密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2021年6月的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和2022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分别通过了“北约2030倡议”和第8版“战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文件，就北约当前和未来10年所面对的威胁和挑战、任务和举措进行了全方位阐述，反映了美国和北约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共识，也体现出美国修复、激活和提升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意志。

    除北约之外，美国还非常重视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大国之间的沟通和协作。美欧合作涵盖经济、能源、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各种广泛性议题，双方的沟通协调机制涉及多个层面，包括美国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间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会议。在国家层面，拜登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领导人通过双边、三边或多边等不同形式保持密切联系，彼此之间的部长级对话更加频繁。

    （二）构建多圈层印太联盟体系

    美国的欧洲联盟体系以北约为主，呈现出多边主义的特征，其亚太联盟体系则以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等一系列传统双边军事同盟为主，通常称“轴辐体系”。这五个国家均被美国认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国”（MNNAs），中国台湾地区也享有类似待遇。其中，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亚洲联盟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2021年3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即选择了日本，并举行了拜登政府任内的首次美日“2+2”会谈（即“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022年5月，拜登开启任内首次亚洲之行时访问日本。2023年1月，岸田文雄正式访美，介绍日本新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相关文件的内容并寻求美国的支持。经过两年的频繁互动，美日同盟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针对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此外，两国还对军事和经济、全球和地区、当前和未来的美日关系进行了广泛协调，进一步巩固了美日同盟的发展基础。

    拜登政府的亚洲联盟战略不仅致力于强化已有的双边同盟关系，还将视域从东亚和亚太地区扩展至印太地区，提升和构建了一系列新的多边联盟。开展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互动，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成立以防务合作为重点内容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重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为了打压中国科技发展，构建美日韩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强化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启动旨在加强域内国家经济合作、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快构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交叉重叠的联盟关系涉及军事、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阵营化、排他性、针对性明显。

   （三）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之间互动加强

    近年来，北约亚太化步伐加速。欧洲大国以及整个北约都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关注，相继出台各自所谓的“印太战略”，密切与美国亚太盟友的联系，将加强与亚太伙伴的关系作为“北约2030倡议”议程的重要内容，通过“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合作。2020年12月，北约与亚太伙伴首次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全球均势格局转变和中国崛起问题。在2021年6月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北约承诺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等亚太长期伙伴的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日本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北约与日本的关系得到持续强化。2022年4月，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应邀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日本外长首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并发表演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于2022年6月参加了北约峰会，这亦属首次。日本与北约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网络防御、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核不扩散、科学技术等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但随着俄乌冲突升级，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担忧加剧，其与北约的政治安全合作也迅速得到提升。2023年1月底，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日本，就乌克兰与印太地区局势与日本进行协商，推动北约与日本的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也开始加强与日、澳等亚太国家之间的双边互动，特别是防务合作。岸田文雄在2023年1月访问欧洲期间与英国签署了允许在对方领土内部署军队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意大利就创设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负责人出席的安保政策磋商机制达成共识。日英、日法和日德的安全合作呈现愈益浓厚的印太指向。经济安全、俄乌冲突、对华政策和朝鲜问题是日本与这些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的重要领域。

    美国对其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的调整，不仅表现为加强与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的联系、推动欧洲和印太盟友之间加强互动这种双边的战略调整，还表现为通过七国集团、北约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等机制和平台进行美、欧、印太三方、多边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联盟外交

    美国与其欧洲、印太地区盟友以及后两者之间互动的加强，既是有关国家维护共同价值观、促进国家利益合作的需要，也是美国战略主导和外交推动的结果。自北美独立战争至今，对外结盟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北约和亚洲的“轴辐”同盟体系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与苏联对抗、应对安全威胁、维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弱化，还进一步成为其维持单极霸权的重要支柱。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先后出台《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新版《印太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报告，进一步突出了联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美国重振、深化和打造现代化的全球联盟体系的意图。

    （一）联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任不足两个月就推出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一再强调联盟对美国的重要性。拜登政府认为，外交是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首要工具，军事力量的使用是最后手段。美国要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维护和塑造网络空间的全球规范，扩大集体科技竞争优势，重振全球民主和可持续发展，捍卫可靠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基础设施，促进流行病预防和清洁能源建设。更加重要的是，加强联盟外交能够使美国在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美国相信，通过恢复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将确保由自己而不是中国来制定国际议程；通过加强和保护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将能进行明智的国防投资，遏制中国，削弱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集体安全、经济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明确联盟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拜登重申，为美国的盟伴网络注入活力就是投资美国的核心战略优势。《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面临的双重时代挑战：战胜竞争对手与应对全球性问题。俄乌冲突的爆发分散了拜登政府的战略焦点，但没有改变美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认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点列出了气候和能源安全、流行病和生物防御（biodefense）、粮食安全、军控与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等五项议题，还将塑造未来科技、网络空间、贸易和经济领域的规则列为全球优先事项，并把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视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重要外交手段。该报告还分别对美国在印太、欧洲、西半球、中东、非洲、北极地区，以及海洋、空中和太空领域的战略进行了论述，这些区域战略自然也离不开盟友的支持与配合。此外，该报告还明确提出美国将继续整合其在印太地区和欧洲的联盟，发展新的更深层次的合作方式。美国希望其印太盟友能够与欧洲盟友合作共塑其期望的秩序，对抗俄罗斯，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与欧盟和英国合作。由此可见，美国推动其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之间加强互动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成为其联盟外交与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几天后，美国国防部正式出台《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些报告突出了联盟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宣称要推行“一体化威慑”，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延伸威慑”，与盟国和伙伴一起发展作战能力，在国防规划的每个阶段纳入盟友和伙伴的观点、能力与优势。《国防战略》等三份军事战略报告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目标，将中国定义为“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针对中国量身定制了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军事威慑战略。

    印太是拜登政府首要关注的区域，联盟的作用在该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印太部分，拜登政府提出只有加强集体能力建设才能实现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美国正在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在外交、安全、经济、气候、流行病应对和技术方面承担起领导责任。

    从国家安全战略到国防战略，从区域战略再到对华、对俄战略，欧洲和印太联盟对美国来说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国既要动员盟友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又要与盟友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还要与盟友一道共同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美国要做的不仅是翻新旧的双边联盟或者北约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还要使这些关系的构成元素现代化，并在推进的过程中增加新的成分。

    （二）大国竞争战略与美国的联盟外交

    美国强化联盟互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围堵、打压中国。拜登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既是全球性的（重点是印太地区），也是全领域的（核心是科技竞争）。未来10年将是决定性的10年，美国要着力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如果说过去50年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是希望通过接触来渐进改变中国的体制和发展道路，那么未来10年将聚焦竞争，根本目的是通过增强其自身实力、联合新旧盟友对抗中国来维护美国的霸权。

    在合力应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与其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不仅建立了官方协调机制，还通过专家智库的沟通交流寻求共识。拜登就职后参加的两次北约首脑峰会都有大量涉及中国的内容，美国与欧盟重启了关于中国的双边对话机制，启动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力图保持美国及其盟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对抗数字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威权主义”影响。

    在印太地区安全、经济、科技和价值观等诸多领域，美国试图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盟伴体系，打造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的复合阵营来应对“中国挑战”。这种趋向在科技产业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半导体领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以促进半导体制造业和投资回流美国，严格投资审查、发布新的出口管制禁令限制中国从美国获得先进技术，多次施压荷兰等欧洲国家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拜登政府积极鼓励盟友一起打造独立于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把建立针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安全联盟置于外交的突出位置，不断将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安全化。美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将传统的安全盟国体系拓展为经济盟国体系，以借助盟国和伙伴国的力量塑造特定战略性产业的全球生产体系。拜登政府的科技产业政策与联盟外交具有非常明显的针对和打压中国的色彩。

    美国内外联动、以联盟外交打压遏制中国还表现在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台湾问题上。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有三项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美国虽然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其三项依据存在明显矛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美国却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的“六项保证”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紧锣密鼓地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军事政治联系，甚至越来越积极地为介入台海冲突做准备。在联盟外交方面，美国与日本和北约等盟友屡次提及“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明里暗里指责中国改变所谓的“台海现状”，正在“大踏步地将台湾问题多边化”。美国不断炮制“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胁迫各国选边站队、编织各种排除中国的“小圈子”，撺掇盟友不断在台湾问题上试探中国底线。

    除了应对中国，美国强化联盟关系也是为了对抗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与其北约盟友共同强化对俄防御和威慑，协调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国支援乌克兰，开展针对俄罗斯的多轮经济制裁，在国际场合联合批评、谴责俄罗斯。欧洲大陆重燃战火让美国得以借机拉紧欧洲、凝聚北约，以“捆绑中俄”策略推升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借此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并将西方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塑造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对立，最终将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统一起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三）美国的联盟战略与全球性问题

    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是拜登政府联盟外交的另一目标。拜登政府认为，地缘政治竞争与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存在互动关系。地缘政治竞争改变了全球环境，使解决共同挑战变得复杂，而全球性问题又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美国需要能同时处理地缘政治竞争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随时做出调整。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美国强调深化与其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把地缘政治对手排除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对象范围之外。

    三、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内外困境

    尽管美国将联盟战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联盟内部的互动也不断加强，但其联盟战略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一）美国大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美国联盟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美国，最大的不确定性同样也来自于美国。虽然拜登政府将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但美国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对联盟外交和前沿军事部署存在不同意见。关于美国应该扮演何种世界角色，其国内大体存在两种认知派别，一为接触派，二为克制派。安全上，接触派强调联盟与海外军事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坚定支持维护美国的联盟体系；克制派则提出美国的全球扩展存在“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还有可能把美国卷入盟国所涉冲突当中，盟友应该加强自我保护，美国则应专注于西半球并充当“离岸平衡者”。经济上，接触派认为联盟和前沿军事存在不仅促进了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更造就了对美国格外有利的全球经济秩序；克制派则认为海外军事行动的成本超过了经济利益，盟友的“搭便车”行为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美国应该减少军队和前沿军事存在的规模，结束一些安全承诺或就其重新进行谈判。短期来看，接触派的主张毫无疑问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但是长远观之，美国霸权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美国大战略在扩张和收缩之间左右摇摆，克制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亦不可轻视。总之，美国联盟体系的演变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自身实力及其意愿的影响。

    即使在当下，美国的联盟外交也面临来自自身的很多限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受到拜登本人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的显著影响，但其两年后连任的前景并不乐观。在拜登任职期间，美国面临巨大的国内挑战，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到解决通货膨胀，从应对党派纷争到弥合族群分裂，一系列国内议题牵扯了政府大量的资源和精力。美国将“投资”自身实力作为重中之重，将政策重点放在国内重建上，在对外战略和联盟外交方面的投入必将受到限制。此外，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本身也充满了矛盾。首先，从目标来看，美国把地缘政治竞争和应对全球性问题同时作为战略目标，前者导致竞争、对抗乃至冲突，后者则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其次，从手段来看，在推进对外目标时如何平衡外交、军事、经济等手段的运用也一直是美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二）美国联盟体系内的问题

    美国的联盟战略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联盟体系内盟友之间的互动状况，即联盟管理是否有效。联盟管理和维持的机制是相互制约，盟友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可以通过相互制约机制影响联盟的命运。

    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是其联盟体系运作的核心，关键时刻美国是否会真正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取决于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或者会不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实力不对称，美国对盟友的约束能力要远远高于盟友对美国的约束能力。这意味着在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问题上，盟友通常只能遵循美国的意愿、按照美国的要求积极配合行动；而在涉及盟友利益的时候，美国则可以根据自身判断来选择是否以及如何支持盟国。说到底，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美国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决定了联盟只是美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当出现利益分歧乃至冲突之时，美国可以胁迫、变换、忽视盟友，甚至与盟友分道扬镳，这就是盟友始终无法对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保持足够信心的根本原因。

    拜登政府重新加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强调共同利益、淡化矛盾分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同盟困境。从传统同盟困境角度看，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盟友还是亚洲盟友，都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保持足够信心。近年来，欧盟大国和日本等美国的重要盟友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强调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特别是军事力量建设，增强战略自主，美国也不得不一再重申对这些国家的安全承诺，这都反映出美国盟友对被抛弃的担忧正在加剧。反过来，美国则担心被盟友牵连而卷入与他国冲突的风险。从成本收益的新同盟困境角度看，美国与其欧亚盟友之间仍然存在责任分担不均和收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另外，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关系。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担心盟友违背其战略两面下注甚至亲中远美，盟友则担心美国不断升级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会伤及自身利益。同时，美国的多数盟友认为自身行动受到外部约束，对美国口惠而实不至、不考虑盟友甚至以牺牲盟友利益为代价去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心存不满、保持警惕。

    美国联盟体系内部问题频发由来已久。在后冷战时代，联盟的安全互助功能下降，战略协调和秩序维持功能凸显，内部纷争会影响联盟承诺的履行从而影响联盟的有效性。美国联盟体系的内部纷争在美国与欧洲盟友、与印太盟友，其欧洲盟友和印太盟友之间以及内部均有体现。纵使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来弥补旧有联盟体系的不足，但如何处理不同地域、不同成员、不同议题和不同合作方式的联盟之间的关系也是一项巨大挑战。

    （三）美国的联盟战略与外部环境

    联盟战略不仅受到美国大战略和体系内成员互动的影响，也受到联盟所处外部环境的制约。美国强化传统联盟关系、扩展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欧洲与印太盟友的横向战略沟通，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对俄罗斯实施威慑和打压。然而，在如何看待中国与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与其盟友以及盟友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伴随过去10年美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快速东移，美国北约及欧洲盟友普遍担心其将逐步减少对欧战略投入，在把欧洲和北约拉入对华战略竞争轨道的同时，美国优先满足自身利益而把欧洲利益放在一边。尽管北约及欧洲大国越来越关注印太地区的发展，但欧美的“印太战略”在目标、手段、内涵上均存在歧异。当前来看，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拒绝在中美间“选边站”，而是采取复杂的问题导向、利益导向的策略，试图平衡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美国与其印太地区盟友在对华问题上也存在矛盾。美印日澳四国的“印太战略”虽然整体目标一致、针对性明显，但是战略逻辑、利益和策略选择仍然存在差异。美国的盟国普遍反对阵营对抗，与美国拉拢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的做法保持距离。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促使美国领导的联盟更加趋于团结协作，但一些北约成员国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反应与美国也并不完全一致。

    中俄与美国在对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体系的认知上有很大差异，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更强化了这种认知差异。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构建的联盟体系是冷战遗留的产物，尽管美国试图推动联盟转型以适应后冷战时代的发展，也意识到了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但并没有将之列为最为重要的事项，而是把大国威胁和地缘政治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力图发挥联盟在维护其全球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霸权当中的作用。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不断鼓吹地缘政治回归，夸大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威胁”，突出经济、科技和价值观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美国坚称其联盟是一种防御性安排，把联合盟友施压他国当作维护全球和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美国把俄乌冲突看作普京奉行扩张主义的结果，把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举动解读为“挑战”“威胁”“修正主义”，全然不顾西方军事联盟搞全球扩张逼近他国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相反，中俄一致明确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和俄罗斯，既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更容易引发大国对抗甚至冲突。美国的联盟战略存在巨大风险，其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四、结语

    美国联盟战略既受美国大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影响，也面临联盟内外各种问题的制约，联盟体系的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拜登政府把构建多样化的联盟网络、加强体系内部成员之间的战略互动看作增强美国实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强化联盟外交。而且，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也在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在向美国靠拢的同时加强联盟内部和地区联盟间的战略互动，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总体呈现强化之势。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并且日益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现实，妥善应对美国联盟外交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着力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积极发展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防止出现“反华联盟”或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与集团冲突，努力探索新型国际关系之路。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