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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前BIS局长同台探讨:中美“芯片战争”现状与未来走向

两位前BIS局长同台探讨:中美“芯片战争”现状与未来走向

chenweixia 2025-03-11 环保能源 3 次浏览 0个评论

3月9日消息,当地时间3月7日,美国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组织了一场主题为“芯片战争现状:中国的雄心和美国的战略”的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前拜登政府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局长Alan Estevez、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期的BIS局长Nazak Nikakhtar、《芯片战争》作者Chris Miller和美国知名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企业咨询业务总监Reva Goujon,他们围绕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特区的贸易和国际经济记者Ana Swanson。

以下为这场研讨会的核心内容纪要(略有精简和删改):

主持人Ana Swanson:拜登政府发布了AI扩散规则,以控制全球AI芯片的流动。紧接着中国发布了极具竞争力的DeepSeek AI大模型,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AI领域的“人造卫星”时刻。Alan Esteve你认为这是对美国出口管制无效的证明,还是这里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Alan Esteve:绝对不是。没有人比DeepSeek CEO更了解,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来做我在这里尝试做的事情。”出口管制不是一个大盾牌,永远不会有人得到任何东西。同样,DeepSeek有一些伟大的工程师,他们做了一些伟大的工作,使得他们能够快速追赶。

他们使用了一批英伟达的H800芯片,这些产品在中国短暂销售了一年左右,但现在这些芯片已经被禁售了,没有像这样的AI芯片可用。他们知道他们在OpenAI和其他人的模型上进行了多少推理训练。所以,他们会成为快速的追随者,他们可以做一些很酷的事情。这就是那些东西被采用的方式。我们也一直说我们必须进攻,而不仅仅是防守。

Chris Miller:我认为DeepSeek展示的其中一个趋势是,AI的驱动因素从预训练更大的模型计算转向推理计算,这对出口管制有不同的影响。

我认为Deep Seek的一个有趣的动态是,他们向世界发布了,然后他们立即又不得不关闭从中国以外访问他们在中国的API,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他们实际上无法处理他们得到的所有推理需求(还是缺乏足够的算力支持)。所以他们可以(依靠现有的算力)进行训练,但是难以满足(庞大的)推理需求。

我认为这就是Alan Esteve提到的他们受到了算力限制的问题步,至少在推理方面是这样。我认为需要问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出口很多东西的中国几乎不出口任何AI处理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不同的部分,但其中一个明显的部分正是,Alan Esteve所提到的出口管制确实限制了中国的芯片生产能力。

虽然中国想要生产出满足推理需求的大量的芯片,但中国目前仍在大量进口AI芯片。即便他们更愿意在国内生产,甚至把自己的AI芯片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因此,尽管推动AI进步的框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计算在推理中的作用与计算在训练中的作用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确实看到了对AI芯片出口的年度影响。

Alan Esteve:让我来补充一下。你知道,这只是我们不久前发布了AI扩散规则,同时还发布了一个关于代工合规的重要规则。这使得中国AI芯片难以获取境外的产能,他们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所以他们难以出AI口芯片,因为他们不能生产足够的芯片(供自己使用)。

主持人Ana Swanson:我想问一下Nazak Nikakhtar,因为我知道你已经看过这个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问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美国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认为这是一个比其他人更严重的问题吗?

Nazak Nikakhtar:从根本上讲,出口管制绝对有发挥作用的潜力,但我们仍然倾向于采取行动。出口管制有点太狭隘了,这就是我们对所有规避行为的看法。

所以我们的“小院高墙”的方法是基于两个错误的概念:一是我们的半导体技术发展比中国更快;第二,我们是知道所有的关键瓶颈在哪里。但这两个都不是真的!我们花了七八十年的工作中建立了一个半导体产业,中国可能在15年内实现本土化。所以,我对于中国的感受是,他们跑得更快了。

DeepSeek的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利用相对较少的H800芯片,较少的人力、资源和计算机来开发出了极具竞争力的AI大模型,甚至与我们拥有领先AI大模型相当。不仅如此,他们还开源了他们的AI模型和算法,向世界展示有多出色。所以我们必须变得更好才行。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每次我们试图预测瓶颈技术时,比如我们限制一些DUV或其他芯片,但中国靠自己方法解决了这个瓶颈。所以我们无法预测瓶颈,他们跑得更快了,然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规避问题。

虽然我们限制通过第三国进行规避,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来执行。BIS每年发放数以万计的个人许可证,实际上,没有多少最终用途检查的人会发现每一种规避方式。我们必须诚实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反映现实的规则。

目前唯一的方法是,我们的“芯片外交”,可以告诉我们的盟友,你们可以拥有我们的芯片,但你们国家的相关公司不能将它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如果我们决定起诉贵国相关公司的违规行为,你们必须帮助我们。如果你不遵守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你们就得不到芯片。

Alan Esteve:是的,AI扩散规则正是你所描述的“芯片外交”,我们制定的大部分规则都是针对各个相关国家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使用检查,因为责任交给了第三方国家(如果它们不执行,就可能会被禁止获得美国的AI芯片)。

虽然,会有走私,并且阻止一些隐蔽的走私非常困难。尽管如此,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做得还可以,我们肯定BIS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我呼吁为BIS提供资源,更好的工具,但你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绘制供应链地图,了解谁在为谁做什么,以便更好的执法。

Nazak Nikakhtar:我想回应的一件事是,甲骨文公司发表了关于AI扩散规则的公开反对声明。而我认为通过限制相关国家可以获得的AI芯片上限的规则是正确的。但是一些国家如果只能获得很少,那对他们可能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可能会转给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芯片外交这个词。对于沙特这些国家,我认为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芯片,以防止中国试图将他们的能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所以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让我们给我们的盟友筹码,附带条款和条件,如果他们违反,他们将不再得到。我认为如果我们列出这些参数,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想要与美国合作。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技术尽快让贸易伙伴遵循美国的规则。

Reva Goujon:美国拥有从芯片到云的AI筹码,并且正在使用它。目前美国确实成为了事实上的AI芯片监管者,我们将AI芯片分配给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将不得不应对它,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个全球市场。美国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不仅仅是创造更广泛的领先优势,而且是持续保持在这种领先的动态中,比如芯片生产所需的设备。然后这个开源也是如此。中国显然必须加倍努力拥抱开源生态,那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

Chris Miller:根据我对美国战略的理解,对于AI芯片目标是,阻止芯片流向第三国,然后再运往中国。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像马来西亚这样正在建设数据中心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当多的情况。这是因为似乎只针对中国客户。因此,如果你不想让AI芯片出口到中国,那么中国客户去马来西亚似乎是合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有国家希望建立真正的高端AI系统,希望在AI市场赢得一场胜利,并且有资金和能力这样做。我认为中东国家阿联酋等,似乎有一些先决条件来建立真正的高端AI系统。

我认为,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这里的地缘政治目标有时与我们的一致,但并非总是如此,其中有些与中国有关。所以,我认为美国也关心那些不一定是我们最好朋友的国家,他们也不一定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想要争取他们吗?如果他们有能力成为前沿玩家?还是我们更愿意让他们依赖我们的生态系统?

今天的中国没有出口任何AI硬件,这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和可能的2027年,中国也不会成为主要AI硬件出口国。所以,阿联酋和马来西亚真的没有选择。因为只有一个供应链,那就是中国台湾-美国供应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确实觉得它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替代方案可能会在未来出现,即便今年不存在,明年也可能会出现。

Alan Estevez: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AI扩散规则所扮演角色。我的目标之一是制定大规模的规则,但在这个规则中,像阿联酋这样国家验证的最终用户,比如G42(人工智能公司),会遵守相应的规则,所以能够与微软进行合作。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筹码,并且能够做很多接近尖端的事情。

Nazak Nikakhtar:我对这些AI扩散规则的担忧是,如果你是一个市场上的小玩家,假设你不能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而你真正的增长机会是在第三国市场,这样你就可以变得足够大,与美国市场的大玩家竞争。但是这些规则不允许你这么做,所以对于这些小玩家来说并不公平。如果美国市场饱和,它将更难以在美国市场生存。所以我认为市场现实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大约一年后,中国可能将拥有它将要部署的芯片,以及它可能将要在其他市场部署的其他AI芯片。所以我们真的必须在那里。

每次我和外国政府交谈时,我都会问,如果我们能够给你芯片,你会承诺不让你的公司和实体使用这些芯片来支持中国吗?他们都说是的。因此,如果这些国家如此渴望与美国合作,我们应该真正利用这一点,并真正开始给他们筹码,条件是他们不能把筹码给中国。目前的规则并没有以干净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拥有的规则越干净、清晰、越黑白分明,我们就越能减少规避的机会。

主持人Ana Swanson:你认为,特朗普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

Nazak Nikakhtar:我一直在他们的耳边提供建议,直到他们朝那个方向走。我实际上认为,Jeffrey Kessler(特朗普提名的BIS负责人,与Nazak Nikakhtar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他很棒,他将成为BIS的新副部长。他和我一样是一名贸易律师,熟知贸易法,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同的规避路径,即便它们限制了这些规避路径,但总是会发生。

但是我非常乐观和有希望,Jeffrey Kessler会将我们从贸易法中了解到的一些概念应用于出口管制。我想强调的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决定对出口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限制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会导致很多美国公司的收入损失,他们需要想办法弥补这些损失。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一些概念是,扩大全球市场,需要为我们的公司创造新的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合规机制,比如美国环境保护署等的做法,它们采用分阶段的方式,规定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必须达到一定的合规程度,在另一个时间点又必须达到更高的合规程度。

因此,对于中国,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比如规定相关企业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对于中国的依赖降低到一个程度,然后在下一个时间内降低到更低的程度,直到完全不依赖于中国。与此同时,扩大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我们曾经在中国建立了半导体市场,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国家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Ana Swanson:Reva Goujon,Chris Miller前面说目前中国在AI芯片方面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你认为中国的这个行业会如何发展?

Reva Goujon:中国正在投入它所拥有的任何资源,资金是存在的。他们试图尽可能地打破英伟达的CUDA生态系统,就像你看到了所有这些不同级别的优化一样。当然,关键环节的控制会对其产生障碍,比如Alan Estevez提到了晶圆代工尽职调查。

但是,还有一个常见说法是,美国对于半导体技术的控制,只会加速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的本土化。我认为这是肯定的。

晶圆代工尽职调查规则使得中国芯片厂商更难依赖像台积电这也的晶圆代工商来生产先进制程节点的新品,因为你必须经过所有这些尽职调查要求,这对这些交易产生了“寒蝉效应”。

但我认为,在如何剥离外国支持的空间中还有更多。我很好奇,Alan Estevez,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你现在的优先事项清单上有什么?

Alan Estevez:是的,让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加速中国的数字化方面做了什么?坦白地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加速各种技术能力的本土化。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实施出口管制,他们都在向他们行业投入资金。

但是,这并不等于被技术封锁,就能够更快的实现技术突破。这就像是做EUV光刻机并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做到与台积电一样的尖端制程也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否则,其他人同样也会去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出口管制)从来不是试图让他们去实现技术的本土化。

我们设置了这些限制,是可能会让他们技术突破变得更加困难的障碍。我想,接下来可能可能会考虑限制推理芯片。你知道,随着推理芯片也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我们肯定能够监管它,可以进行代工尽职调查。

我们试图确保美国公司仍然可以做中国的生意,但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想要设置这些障碍。坦率地说,我们会关注英特尔等国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处境,看看中国会做什么,并试图打消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我肯定还会关注开源技术的监管。但是,这需要克服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开源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我们的BIS律师对于触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很紧张,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它。但是,我们很想看看,是否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至少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比如Meta的Llama开源大模型正在不受限制的被中国使用。

Nazak Nikakhtar:我想说最高法院在TikTok案中的意见在涉及国家安全时对第—修正案的例外做出了一些非常强烈的声明。所以,我们不能碰它,因为有第一修正案。任何一对一学习过法律的人都知道,你知道有理性的限制。所以,我认为Alan Estevez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值得强调。

我们花了七八十年建立半导体产业,而中国花了不到15年。他们一直在一直在奔跑,一直在推动本土化。因此,我们所有的出口管制规则都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决心,他们可以更快地行动,有更多的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的技术能力,以减缓对手的速度,确保我们领先。否则,游戏就将结束了。

主持人Ana Swanson:所以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对这场竞赛非常关键。特朗普政府更注重“美国优先”,Chris Miller你认为这将如何转化为出口管制规则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海外盟友合作的努力?

Chris Miller:这很复杂。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多的采取单边行动,而不是多边合作。但是当你和一些盟友和伙伴交谈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更喜欢单边措施,因为他们可以去他们的企业或中国说,“这是美国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认为,实际上,虽然一些国家会公开表示,他们不愿意跟随美国采取限制措施,但是私下里却会说,“实际上这并不那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国际上承担任何责任,并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更愿意使用单边措施的另一个原因,既因为他们倾向于这种方法,也因为其他国家实际上并不那么反对这种方法。他们可能会公开让步。

Alan Estevez:是的,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一切。首先,这取决于我们的盟友是谁,不是吗?你知道,我认为与盟友保持平衡很重要。他们和我们合作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因为控制芯片这一个单一的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强大的联盟,包括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我认为维持下去很重要。当我们认为这是有效的方法时,我们很少使用单边方法,我们尽可能地在多边能力下工作。但我们向我们的盟友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将与我们同在。

主持人Ana Swanson:既然你处于困境中,我想问你,是否有任何你知道的事情,你希望自己能够做得不同,或者你是否对在任期间有任何遗憾。

Alan Estevez:我的意思是,再次谈到盟友,情报共享对他们很重要,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看到的同样的画面。我想的更多是,我们应该更早些开始(情报共享)。然后我会说,你知道,我个人参与了我们的一些谈判,我应该早点这样做。

两位前BIS局长同台探讨:中美“芯片战争”现状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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