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现在过节太一本正经。我们之前很多民俗活动，其实是一种狂欢。现在狂欢越来越淡化。”上海大学科研管理部副部长曾军感叹。

“走亲戚、吃年饭，但在古代春节活动远远不止这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说，元宵节曾是约会、恋爱非常好的时机，共同赏灯、寻找另一半，很多古诗词常把元宵和浪漫放在一起书写。民国上海的元宵节，女孩要打扮、戴金银首饰，聚在一起、互相展示，其实是个“女儿节”。

从古代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以及信息技术，生活、生产方式之变，让包括春节在内的诸多节日的意涵与功能也随之改变。如今，已无需等到元宵节去约会或比美，元宵节人们仍是上学上班，一碗元宵算是对节日最大的尊重。

现代都市如何安放传统节日？我们是要继承传统，还是要打破禁忌？当我们感叹年味淡了时，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呼唤的又是什么？城市也是文化的容器，我们如何塑造属于城市的节日？临近年关，一场“海派文化与中华传统节日”主题沙龙在上海社科馆举行，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上海社科中心副主任毕旭玲与多位沪上嘉宾学者一同讨论。

节俗如何“变与不变”？

上海属于江南稻作地区，很多习俗与稻作有关，节俗食物也多与米相关。江南地区曾有一项春节习俗，是稻谷放在锅里爆米花，通过米花的样子来判断一年的丰收与否。

所谓传统习俗，许多生长在农事基础之上，但这部分习俗消失极快。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进入城市发展，新的城市节俗演变出来。

到近现代，地区之间沟通交流更为频繁，上海作为门户型城市，许多节俗既有江南地区的特点，也在不断融合、交流中产生新事物。比如，最近《繁花》带火排骨年糕。二十年前，上海曾有数十、上百家排骨年糕的店铺商标。“有研究提到，排骨和年糕原是两个不同地方的产品，后汇聚在上海，慢慢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叶舟表示。 

1月，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推出“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展，对上海传统年饭等节俗进行展示。 本文图片均由朱玫洁摄

“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展，解读上海传统年夜饭里的“讲究”。

新的城市习俗，可能在地区间的商业交流中产生，多元相依，各得其味。

新习俗的到来，让习俗的“变与不变”值得琢磨。今年开年，一场“龙爪之争”就从侧面折射了这一疑惑。

苹果公司发布龙年手机壳，其图案的龙为四爪，被网友批评龙应为五爪，表示使用四爪是指蟒为龙。毕旭玲提到，从龙的形象发展历史看，汉画像中大量的龙是三爪，后来演化成四爪，宋以后，又演变为民间龙形象只能用四爪，皇家才能用五爪，民间使用五爪龙则是犯忌讳。

“这个争论代表了传统节日保护或者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一些节俗的细节）大家究竟有没有标准？遵从什么标准？”毕旭玲说。

传统节庆遇到城市新容器，节日如何复兴？

节日源自共同体，要有集体的亢奋，要有超出日常的狂欢，而日常生活节奏影响着节日的开展。

过去，苏州府城、上海县城、松江古城等地，大部分迎神赛会集中在3月，每年农忙开始之前。随着城镇化发展，统农耕也逐渐退出城市舞台中心，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方式，亦随之更迭。

当传统节庆遇到城市这个新容器，会产生哪些反应？

“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展，清代苏州地区的年俗版画

当绝大部分群体成为工薪族，法定节假日时间，很大程度上定义了过节的节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田兆元认为，春节几乎是史上人类最漫长的假期，它是一个文化盛典，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时间。甚至学者呼应，春节假期应再拉长。

曾军认为，一个节日不管是出于祭祀、农事目的，还是政治、经济目的，重要的是人与某种对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宗教节日是人与神的沟通，农事节日是人与自然的沟通，政治节日是人与组织的沟通。通过节日，人与人交往的紧密性得以体现，比如春节再怎么忙，也要走亲访友，平时见不到的人、想不到的人，也要发短信问候、要去拜访。 

城市是人与人最密集的场所，怎样通过人的聚集与交往，把节日气氛强化，是关键点。此过程离不开仪式与活动，比如在国外，万圣节父母会带小孩出去讨要糖果。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不凡呼吁，在中国合家欢的节日，不仅在网络上写祝福语，要把一些节俗体验活动拓展出来。比如元宵节，“父母这时是不是也可以带小孩去做一些事情，去讲故事，去做一些仪式性的活动，甚至去拓展新的消费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徐剑认为，如何过节或者复兴节日，要面向青年去探索，面向当代青年最本质的精神文化需求，他们愿意参与到节日仪式中，节日才能够到复兴，否则永远停留在纸面。

现代都市节俗走向何处？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一代人的节俗，必然建立在对文化真实体验的基础上，而非跟风浮夸的形式。我们很难刻意地去加速，或者刻意地去结束，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回到一种人与人的自然的关系之中。

也许，能拯救传统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创意，是突破禁忌，是那一点点节日的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