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河岸边宁夏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素有“汉唐古渠第一村”之称 王鹏 / 摄

卢勇 王羽坚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历史留存，是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至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先后考察黄河、长江与大运河期间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2021年11月，水利部正式启动国家水利遗产的申报与认定工作，计划在“十四五”期间认定30个以上国家水利遗产。

深挖水利遗产价值

水利部将国家水利遗产界定为：具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力，或具有显著除害兴利功能价值，或对特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或突出社会贡献，以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水文化系统遗存。开展水利遗产保护，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治水文化，传承水利遗产历史记忆，展现水利遗产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定义深刻揭示出了水利遗产的当代价值。

从大禹治水时代起，水利就与国家社会构建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历史漫长的治水实践中，中华民族建造了无数的水利工程和设施，它们既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兴盛、交融的历程，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水利遗产作为传统治水文化的集合与荟萃，无疑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抓手。

承载着传统水利观和优秀水文化的水利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我国诸多水利遗产不仅重视水利工程位置的选择，在统筹规划中辩证考虑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还能根据当地环境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充分体现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辩证统一、因地制宜等核心理念。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水利遗产可以唤起国人的文化乡愁，为公众认知中国形象提供了具有历史景深的“停靠地”。深入挖掘水利遗产的价值理念，保护和传承祖先智慧，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活泼生动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软实力。

做好风险管理，发动群众参与

水利遗产保护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中。为确保在行动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一定要做到科学规划、超前谋划与提前布局，划定水利遗产保护的红线不越界，坚守水利遗产保护的底线不触碰。

我国水利遗产保护工作起步晚，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保护细则，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照搬照抄”，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保护。水利遗产具有脆弱性与不可再生性，保护方案设计和技术实施过程中，“风险管理”是内在要义。水利遗产保护还涉及法律制度、产权归属、投资回报、民族构成、伦理约束、技术水平、管理导向等诸多因素。

在当下中华遗产序列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家文物保护的风险认知、管理和体系构建是相对走在前面的，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逐步构建起涵盖风险识别、评估、处置的管理体系。

2021年，江苏省水利厅率先公布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名录117处。2022年11月，南京市水务局发布市级水文化遗产1936项，其中物质类水文化遗产1375个，文献资料类水文化遗产324个，非物质类水文化遗产237个。由此可见，不同层级部门所认定与管理的水利遗产之间的差异性很大，要防止在分管部门多级多头的情况下，出现权责不清、职能重叠、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的发生。

此外，水利遗产保护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当重视、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特别是遗产属地群众、志愿者队伍、关注水利遗产的有识之士和社会资本等，鼓励其广泛参与水利遗产保护事业，激发群众的创造活力。

树立系统思维，坚持活态保护

水利遗产是历史时期国家、社会、民众、文化与生态、环境、地理区位相互影响的产物，贯穿着历史时期先民对水的认知、开发和利用的全部过程，并以工程、文物、知识技术体系、水的信仰、民俗活动等形态而存在，既是文化符号，也是思想载体与智慧象征。

水利遗产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延续并留存至今的大多数仍然发挥着水利功能，属于典型的“活”的遗产。著名的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自战国末期李冰修建以来，都江堰便在利水、保粮、防洪、抗旱等多个方面功效显著。直至今日，除继续发挥原有功能以外，都江堰还承担着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服务。

针对“活”的文化遗产，要树立系统开发思维，让水利工程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弘扬，并实现与自然、经济、社会的融合及自身的永续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将“活态”保护视为水利遗产保护的核心，防止将其变成博物馆的展物。

建于元代的北京广源闸保护即为成功案例。该遗产采用复闸技术，分上下两闸，闸与桥合为一体，具有水利和交通功能。当地政府在修缮过程中，将南侧的桥墩拆除1/3，重新更换了水泥桥面，增设汉白玉栏杆。在改造中实施了南扩一孔的方案，使得河水变为从两孔流。目前，广源闸是长河上保存最完好的桥闸，不仅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而且部分水利功能依然在有效运行。

水利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事业，难度大、见效慢。在起步阶段要防止成为重申报、轻保护的政绩工程。在制定水利遗产保护计划时，要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形成科学可行的保护方案，通过不断增强遗产的内生能力，来逐步形成民生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良性运转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群众受益的水利遗产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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