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确理解这句话的人不多：一些人误以为，关乎“兴替”的才是历史，无视“小历史”中的大智慧，忽略了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另一些人则误以为，逻辑完整、有头有尾、令人慷慨激昂的才是历史，沉迷于故事，忽略了历史经验的深度性。

人类思维有天然短板，易将“故事”当成“事实”，不自觉地将偏见、误会、自以为是等合法化。太多“大文章”建构在“误读+架空”的规律之上，无非“六经注我”。

因此读史有时是一个步步惊心的过程，须警惕虚假的“因为……所以”。好的历史书会时时提醒读者，使人审慎，但这种体现专业性、责任感的好书，常被讥为“难读”“故事性不强”，成了“冷门”书。

所幸读者的认识总在进阶，真诚之作终会替代虚假之作。与其明日追读，不如当下读起。2024年，至少这四本略显“冷门”的历史书，我们不应错过。

王安石为什么爱“抬杠”

若王安石 自称第二“杠头”，无人敢认第一。司马光称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朱熹称他“直是强辩，邈视一世”。

北宋重“异论相搅”，言论环境宽松。王安石多次面刺宋神宗“不明于帝王大略”，宋神宗不以为忤。可奇怪的是，宽容既未推进政治文明，亦未实现富国强兵，反致朝堂上意见激烈对立、党争不已，事事议而不决。

王安石学问大、脑子快、善驳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时，只用一年便将耿直的同僚唐介气死（或许这是南宋人编的段子），主政后，常令司马光等哑口无言。

王安石的辩论技巧不复杂：一是气场强，自信绝对正确。二是多谈大原则，忽略细节。宋神宗焦虑于“盗贼增多”，王安石立刻反驳，尧舜治天下，也有盗贼。三是动辄人身攻击，谁质疑新法，谁就是“小人”“奸臣”。

王安石屡屡在嘴上取胜，因时人不讲逻辑，建言皆来自古书，王安石能一口气列出数条记载，搞“文史轰炸”，别人用此法反驳，王安石能迅速找到漏洞，展开反击。

互掉书袋本是最低级的论辩术，新信息不等于新证据，一万条与一条无别。读《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一书，每每扼腕：千载前亚里士多德已创形式逻辑，为何智慧如王安石等，连基础水平都达不到？或因古希腊议论面对大众，需说服万人，倒逼议论工具走向成熟；而宋人只面对皇帝一人，投其所好即可，讲逻辑太迂阔。

王安石被重用，因宋神宗也“好辩”，喜当庭驳难，令臣子窘迫，王安石则随时能接上话。王安石、宋神宗都在“虚拟环境”中长大，前者以会读书、会考试而成功，后者以好学、有进取心而上位，这扭曲了他们的现实感，他们会因一句经典错引而愤怒，对百姓挨饿却无感。他们心有灵犀，却未必是众生之福。

北宋的宽容之风，系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而非权力约束，在此脆弱基础上，王安石虽人格高尚，也难被长久信任，变法失败早已注定。时代困局中，北宋士大夫多“强辩”，只是王安石独背污名。可惜一番挣扎后，王安石式辩论术仍在，但集体理性未得寸进，历史反而陷入停滞。

本书体量虽小，感慨却深，唯有愿者能得之。

科技能拯救世界吗

“要么西方衰落，要么亚特兰特罗帕成为转折点和新目标。”这是德国建筑奇才赫尔曼·索尔格尔的名言。他提出了疯狂的“亚特兰特罗帕计划”：在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建大坝，把地中海变成陆地，使德国得以扩张，“西方文明”获得新生。

该计划源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工程师鲁代雷提出的“撒哈拉海计划”：引海水淹没撒哈拉沙漠，改善地球气候。鲁代雷不是气候学家，对沙漠了解甚少，但他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他的话术是：沙漠有害；不治理，沙漠会入侵欧洲；到那时，想治理已来不及；靠科技拯救世界。

欧洲推进现代化的话术是：传统有害；推翻传统，才能进步；落后了，就再难追上；靠科技摆脱落后。

鲁代雷抄袭了这种现代化话术，这种话术屏蔽多种因素，将复杂世界简单化，只为激起人们的参与意识。

“撒哈拉海计划”漏洞百出，地中海周边地势高，海水根本无法进入撒哈拉沙漠。但在鲁代雷忽悠起的焦虑感下，越无法实现，人们越愤怒，反而热衷于提出更大、更“彻底”的终极解决方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有类似计划被提出、被尝试。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一书作者菲利普·莱曼指出，鲁代雷、索尔格尔的最大偏颇，在于试图用工程思维解决系统问题。面对复杂世界，工程思维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会制造出另一个问题，使人们陷身其中，永无宁日。要解决系统问题，只能采取系统思维。然而，系统思维太慢、太绕远，工程思维却给人以虚幻的掌控感。工程师们提出越来越“大胆”的计划，到后来，除非依靠强权，才有可能实现。索尔格尔于1928年加入纳粹，后任希姆莱的副官，以“造福人类”为名，最终变成“人类之敌”。

鲁代雷、索尔格尔等已作古，但工程思维仍在，它潜伏在现代生活的诸多细节中，比如广告里，家庭主妇因厨房污秽而崩溃；代言去污剂的人从天而降，一挥手，一切洁净；家庭主妇快乐地奔跑在草地上……

这种“危机出现—迅速解决—生活变好”仍是“现代迷信”的话术，它暗示“只要找到办法，问题瞬间解决”。如人类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撒哈拉海计划”只会一次次卷土重来。

阴谋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多位记者因及时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其背后却是天大的笑话：刺杀发生时，记者们都在媒体报道车内，距肯尼迪数十米，无人留下一手信息，唯一一段模糊影像出自路过的札普鲁德，他是裁缝，不是记者。

很多记者没听到枪声，却写出“现场报道”。输给业余的札普鲁德，他们很不爽，强烈要求集体采访刺客奥斯瓦尔德，监狱方被迫同意。两天后，采访现场挤满笨重的摄像机、电缆，四处乱哄哄，杰克·鲁比混了进去，枪杀了奥斯瓦尔德。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反省他们造成了奥斯瓦尔德的死亡，反而欢呼：这是“人类首次被直播的凶杀案”，标志着电视采访从此成为王者。

第一时间没出现在现场，写出来的只能算假新闻，但那些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记者们“专业”地掩盖了这一致命缺陷。掩盖技术包括采访在场的普通人、做新闻的第二落点等，此外，每逢肯尼迪遇刺周年，媒体都大加炒作，一次次邀请不在现场却写出报道的“名记者”“回忆”过去。为了让持续炒作更具吸引力，一位“刺杀现场的记者”突然提出阴谋论，而他在一年前还认为此说太荒唐。

阴谋论是一口挖不干的井，它成功引起大众的好奇，带来泼天流量。到肯尼迪去世20周年纪念时，阴谋论已成主流。与此同时，媒体上肯尼迪的形象越来越好，没人再提他堕落的生活方式、日常蠢行等，肯尼迪成了“完美的受害者”。

新闻追求真相。可现实是，谁擅长传播，谁反而会被视为“专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遇刺新闻的集体谎言并非串谋的产物，初期只是记者们为掩盖失职，进而是为追求流量，而随着大众信以为真，他们已无力澄清真相。《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引人思考：现实中还有多少类似的谎言？人们该怎样摆脱谎言的包围？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这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提出的观点。

宋代经济繁荣有目共睹，颇多学者认为，它已进入“近世国家”，远超欧洲同期水准，与17世纪前现代国家比，亦不遑多让。这自然引发疑问：宋代遥遥领先，为何中国却未能率先跨过现代化门槛？

《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提出独家见解：随着宋亡，元代和明初转向用管制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引发长达200余年的衰退，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丧失先机，留下永远遗憾。

作者认为，元明逆市场化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禁民自由迁徙；二是发行纸币，管控物价，取消了货币的独立性；三是在经济活动中去货币化；四是抄没私人土地，严控兼并，大规模强制移民和屯田。

元明如此操作，有其长远考虑：商品经济拉大贫富差距，随着土地兼并，可能引发饥荒。既然市场无法自动均平，政府就应站出来，强制均平。

可结果却适得其反：1080年（宋）时，年人均粮食收入7.5石，白银收入7.5两；到1400年（明）时，年人均粮食收入降至3.8石，白银收入0.73—0.95两。宋朝农民的户均贸易量是明初农民的7—10倍。

明初农民的收入只有宋朝的一半，纳税比重却增一倍。为养活自己，“不得不在缺乏农具的情况下耕种近100亩的土地”，全国亩产降至极低水平，经济向粗放型农业倒退。

国力被削弱，人民更穷，饥荒频繁……元明的误操作导致“三败”，这是因为，古人没意识到市场经济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只有社会繁荣，才能拥有一切。基于架空的责任感和直线思维，只能带来灾难。尊重客观规律，包括市场规律，就能确保公平、正义与秩序；不尊重客观规律，只会造成文明倒退，人人皆成受害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500年兴衰的教训刻骨铭心，值得后人牢记。

本书立论扎实，在数据搜集、研判和选取上不遗余力，全书一半以上是注释，可谓针脚绵密，不发空言。